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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塔兰 第七章（5）
但更迫切的问题是我的观光签证。阿南德办理我的住房手续时，已提醒我签证已到期。在孟买，每家饭店都得拿出外籍房客登记单，填写外国人名和护照号码，并注明签证有效日期。那登记单叫作“C表格”，警察不时会来抽查。签证过期仍逗留境内，在印度是重罪。刑期有时重达两年，而C表格违规的饭店老板则会被警方处以巨额罚款。
阿南德一脸严肃把这件事全解释给我听后，篡改登记单上的数据，让我住进。他喜欢我。他是马哈拉什特拉人，而我是第一个能用马拉地语和他交谈的外国人。他很乐于为我违法一次，但他提醒我得立刻去一趟警察局的外籍人士登记处，把签证延长。
我坐在饭店房里，思索可走的路。可走的路并不多，我没什么钱。没错，我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，也就是当中间人，当掮客，帮有所顾忌的外国人跟黑市商人打交道。但我不确定这一行赚的钱，够不够我住饭店、上馆子的开销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不够我买机票飞离印度。此外，我的签证已过期，实质上已犯法。阿南德告诉我，警察会把签证失效当作纯粹的一时疏忽，不细究即予以延长，但我不能拿自己的自由之身在这上面作赌注。我不能去外籍人士登记处。因此，我无法更改我的签证身份，而签证无效，在孟买，我就无法住进饭店。到底该照规定上警局，还是四处躲藏逃亡？我陷入两难。
我仰躺在床上，一片漆黑，倾听楼下街头传进窗子的声音：帕安贩子要顾客品尝一小口香甜的吆喝声；西瓜贩子划破湿热夜晚的低沉喊叫声；街头杂技表演者汗流浃背，表演给一群游客看时的叫喊声；还有音乐，时时都有的音乐。我在想，这世上还有哪个民族比印度人更爱音乐？
我不由得想起那个村子。我一直在逃避和抵抗的那段回忆，在音乐响起的时刻，浮现我的脑海。普拉巴克和我离开村子的那一天，村民邀我留下。他们主动表示要给我房子和工作。住在村子的后三个月，我特别指导当地的学校老师如何说英文。我示范一些英文字的发音，帮他纠正学童说英文的怪腔怪调。老师和村务委员会都很希望我留下。那里倒不失为容身的好地方，有栖身之地，又有明确目标。
但我不可能回桑德村。那时候不行。在城市，人虽然昧着自己的个性和灵魂，却可以活得好好的；如果要住在村落里，人就必须彻底看清自己的个性和灵魂。罪与罚是我时时刻刻摆脱不掉的印记。我逃出监狱，但我的未来也因逃狱而被紧紧掐住。
他们如果看得够仔细，看得够久，迟早会从我眼睛里看到掐住我未来的东西。纸终究包不住火。他们当我是自由之人，平和之人，在那村子里，某段时间我体验到真正的幸福，但我的灵魂不干净。我该怎么做才不会再陷牢笼？该怎么办？非得杀人才能免于牢狱之灾吗？
我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知道自己在桑德村时玷污了那村子。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每个微笑，都是我骗来的。逃亡生活使每一声大笑都带着心虚，使每一桩爱的作为多少都带着点拐骗的意味。
有人敲门，我说门没关。阿南德走进来，一脸反感地说道，普拉巴克来看我，还带了他两个朋友。我拍拍阿南德的背，微笑感谢他的关心，我们走到饭店门厅。
“哈，林，”我们四目相对时，普拉巴克满脸都是笑，“我为你带来很好的消息！这位是我的朋友强尼?雪茄，他住在佐帕德帕提（zhopadpatti）里，就是我们住的贫民窟，是个非常有力的朋友。这位是剌子，他是贫民窟头头卡西姆?阿里?胡赛因的助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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